I have been reading a fascinating book called How the Red Sun Rose (English version). The author is Gao Hua, a well-known professor specialized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e book details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1942-1945). Following are some excerpts from the book on the topic of purges and vettings.
最近一直在拜读高华教授的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维基介绍）。这本书我读起来感觉是发人深省外加醍醐灌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历史研究材料。整本读完后我会写更多的想法。下面是一些摘抄，主题是肃反和审干。
Purges and vettings are two primary ways CCP uses to keep the party united and aligned. I translated 肃反 as purges, but 肃反 is actually short for the slogan 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which Wikipedia dubbed as “a ‘purge’ of hidden counterrevolutionaries”. Personally I feel like that’s too specific - for all the purges happened in the Chinese history they are certainly not targeting only “hidden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hat’s just a disguise and a convenient excuse. Typically the ruling party uses both practices to identify (vetting) and eliminate (purge) spies and secret agents out of national interests. However, per the book, due to various reasons, CCP (or its leader) has turned it into a horror show where the definition of crime becomes much broader and sometimes arbitrary, resulting in unrecoverable damages to numerous people. One can find wiki articles on many purges that happened (1, 2, 3, 4), and the particular purge described in the book is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Purges happen in other countries too; in fact, purges originate from Soviet Union.
肃反的全称是“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审干的全称是“（政治）审查干部”。两者都是政治斗争工具，具体定义和事件可以谷歌，维基也有不少相关事件的词条（1, 2, 3, 4）。
第一章交代了肃反的“最初形态“：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 「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根据若干资料记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準）。」「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可以看到最初形态还是相对温和的，被洗的后果只是开除党籍。后来的肃反，例如1937年的”肃托“，已和最初的温和大相径庭。第十二章描写：
延安的「肃托」对其他根据地产生了恶劣的示范作用。1939年8至10月，山东湖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在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呜、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主持下，掀起疯狂的「肃托」运动，滥杀党政军重要干部约三百人，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仪捅死、马仪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并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用子弹刮肋骨、压杠子等七十二种酷刑。在「红色恐怖」的风暴下，「肃托」中心地带的中共党政组织纷纷解体。只是由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11月赶到湖西，才制止住这场疯狂的内部屠杀，并从屠仪下救了郭影秋（1953—1957年任云南省省长）等人的生命。
如果说这种恐怖活动是”武“，审干就是”文“ - 从党员的精神思想入手。审干也创造了很多新词汇，比如”小广播“：
「小广播」系指和党的宣传口径等「大广播」相对应的，在同志之间对党的政治、人事关系的私下议论。被中央总学委列为「极端危害党的大患」的「小广播」有下列五种类型：
—、泄露党的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秘密消息和行动；
二、散布与党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的对国际国内战争形势的看法。例如，传播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
三、有关对整风运动目的的怀疑和议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谰言」；
四、攻击党的领导，「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
五、同情「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论、蛻化论的宣传」，「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
这个定义有着浓浓的斗争情绪。审干还包括要求党员不断的写反省笔记，写个人历史，从中坦白和忏悔自己的思想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大家施已精神压力：
压力之一，是来自个人内心的白我压力。经过对「二十二个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读，和反复对照检查，个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分裂。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甚至还会在客观上危害革命，简直是罪孽深重！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
压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党公开号召党员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还需揭发別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他人的揭发和批判，而这些都是以集体和组织帮助、关心同志的面目出现的。陇东驻军「大渡」部队政治处別出心裁，甚至发动了「小册子运动」鼓励每人準备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著「请为帮助同志而提上意见吧」，让持本者挨门挨户征求意见。中央党校一学员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三十多人对他的意见。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你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首先「帮助」你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你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你孤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精神层面的折磨和销毁往往比身体上来的更痛苦和惨烈。而且这种逼迫人自行忏悔的方式，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一个在中国学校非常普遍的现象 - 老师惩罚学生写检讨，或者抄书。这种几十年前反人性的斗争手段，也许仍然已各种不同的面貌存在于现在的生活中。
作者在第十二章也归纳了自己认为的肃反成因：
毛泽东的极左的肃反观是中共对国民党屠杀中共政策的激烈反应，以及他个人对国民党特务活动超常估计的产物。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中共和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对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间，任何人都未超过毛泽东。且不论王明等人从未执掌过军队和肃反机关，即使作为中共情报肃反机关创始人的周恩来，在对待「敌情」的估计上，也从未像毛泽东那样持如此极端的态度。[…]
另一方面，利用「肃反」为其政治目标服务，又一直是毛泽东功利主义政治谋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谋取个人对中共武装的控制、进而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长期斗争中，具有极强自信的毛泽东对来自党内的任何异见都予以强烈的排斥，尤其对向他个人权力挑战的举措更是怀有高度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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