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have been reading a fascinating book called How the Red Sun Rose (English version). The author is Gao Hua, a well-known professor specialized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e book details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1942-1945). Following are some excerpts from the book on the topic of literature and art.
最近一直在拜读高华教授的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维基介绍）。这本书我读起来感觉是发人深省外加醍醐灌顶，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历史研究材料。整本读完后我会写更多的想法。下面是一些摘抄，主题是文学和艺术。
Again, Mao theorized the view the party and its members should hold towards literature and art, just like what he did for news and propaganda. 第九章列出了毛氏文化观的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別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作者之后做了更精炼的总结：
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对艺术文化和新闻宣传的定性和工具化这一行为，体现的都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人民只可能是构成庞大社会系统的螺丝钉，每个钉子存在的意义只在于完成它该有的功能，而不应该具备或者表达任何思想态度。如果有钉子开始展现出个体甚至群体意识，对执政党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类比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惧：人们总是担心机器太聪明而拥有意识，甚至反过来统治人类，类似的科幻作品层出不穷。把这个想法里的”机器“换成”人民“就和人民工具化的观念相同了。既然人民都是螺丝钉或者机器，那艺术和新闻当然就是向他们输送指令的工具。理解了这个观念才能理解很多中国执政党的行为，包括爱国教育，打造国家防火墙，动辄谴责他国干涉内政，等等。
当然，除了这种高屋建瓴的制度性观点以外，毛氏文化观也反映出一些更个人更主观的优劣之分。文中有提到：
如果说毛泽东对延安文化人的不满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方面，那么一些老干部的不满则来自于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视。许多红军老干部从未进过城市，更长期生活在疑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抗战之初，一经接触满口新名词、思想和生活习惯与己迥异的知识分子，虽觉新鲜，但为时不久，隔阂即生，生怕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城诗人瞧不起自己。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念头再度复活，重又退回到原先怀疑、恐惧知识分子的蜗牛壳。[…]
后面文章也补充到：
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军中高级将领，[…]都十分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抱有偏狭态度的只是个別高级将领和军中中下级干部
最后这一章有提到三十年代在延安的文艺创作如何开始以及如何形成一种和组织对立的局面：
和欧美作家从三十年代初才逐渐左倾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作家的向左转则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环境比西方作家更加恶劣，左翼作家普遍将文学作为参与社会改造的特殊工具，赋予文学以巨大的社会批判的功用。[…]
三十年代初、中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加之俄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中国左翼文学得到蓬勃的发展[…]在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引起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共鸣。贫穷至极的生活和对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现实的不满，将一批批青年吸引到左翼文学的行列中，促使他们走上用文学反抗社会的道路。[…]
从1937年到1939年，投奔延安的文化人，除了个別名气较大由延安指名调入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读过大学。这些名气不大的作家和艺术家，甫抵延安一身轻松，又是「自由呼吸」，又是「自由歌唱」，而中共为了发展实力，对来延安的文化人一度也做到「礼贤下士」，毛泽东更是真真假假，对延安文艺界取得的成绩满口称赞，甚至还和一些文艺家交上了「朋友」，于是文艺家们陶醉了。
这里的关键当然在于，从某种角度来看，文艺圈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抗本身并无对错，但批判和反抗的对象决定了结果。当然批判和反抗与否，由于艺术创作从根本上是冲破束缚，在文艺工作工具化的大环境下，文艺圈都是会遭受打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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